该论坛由华南理工大学管兵教授主持。贵州财经大学王丹同学、广西民族大学张华副教授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吴月教授、武汉大学刘景南讲师、东南大学叶茂鑫副教授、同济大学孙明副教授、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孟凯旋、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刘阳依次进行汇报。管兵教授、叶茂鑫副教授、孙明副教授、《山东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王苏苏老师作相关评议。

王丹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5-2023年258份省域营商环境政策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考察地方营商环境改革中的注意力配置偏好，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营商环境改革中经历探索-初步形成-发展-转型四个阶段，不同阶段地方政府注意力配置特征不同。空间维度上地方政府政策制定受到内外部压力双重影响，呈现同质化与差异化并存特征。

张华和吴月基于2018年前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检验了私营企业主政权支持的影响因素，发现基于长期的文化和价值观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权支持影响最大的因素，主观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评价则对政权支持起到微弱的负面影响。无政治参与、无体制内经历和群众，小微企业家群体在文化及价值观认同对政权支持的影响上表现出更强的正向效应。人大政协身份、体制内经历、党员和大中型企业的企业主在通过风险认知对政权支持的影响上更强。

刘景南关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商关系与民营企业的预期之间是什么关系？政府如何通过政商关系的转型来提升民营企业的经济预期？研究将权力与资本关系的市场化，以及政府监管体制的制度化两个维度切入，建立二维理论框架，以解释政商关系转型影响民营企业经济预期的内在机制，从而为政商关系研究做出独特贡献。

叶茂鑫关注企业家的社会起源分析对企业环保革新的影响。企业主社会起源包括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等，社会起源类型包括：草根型企业家、市场型企业家和内源型企业家。市场型的企业家更有可能进行企业的环保革新，其次是内源型企业家，而草根型企业家参与此类创新的可能性最低。网络嵌入是草根型企业家和精英企业家（市场型和内源型）CEI差异的原因，而印象管理解释了市场驱动型和内生型企业家之间的差异。

孙明认为正式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能够有效提升民营企业家的营商环境感知。相比地方政府基于效率逻辑的选择性扶持，制度普惠比资源特惠更具公平性。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城市客观的法治环境、政务环境、税务环境越好，企业家个体主观的营商环境感知也更好，尤其是法治环境的优化更有利于小微企业家。因此，营商环境的优化重在“环境”，关键是具有普惠性质的制度建设，使各类民营企业公平地享有政府的服务。

孟凯旋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国家与混改企业之间的关系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文章探究在充分市场竞争行业中国家与不同混改企业的政企关系差异及其解释。文章发现，国企集团面临的政策风险差异是解释不同政企关系的核心因素。揭示政企关系差异化及其原因，有助于理解混合所有制中的国家角色调整和逻辑。

刘阳提出转型国家中制度环境的改善，会显著增加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意愿。发掘了不同于庇护主义模式下企业发展和产权保护的政治参与动机，在制度环境改善后，政治认同作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重要动机，也开始发挥作用。在政治认同模式下的政治吸纳，相比于庇护模式下的政治吸纳，更有利于转型国家的政治稳定。

该分论坛的评议人管兵、叶茂鑫、王苏苏、孙明四位老师肯定了文章选题的新颖性和重要意义，也从定量模型的概念操作化、内生性问题、编辑审稿等方面对研究提出了进一步推进研究的细致建议。

该分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付伟副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滕飞、河海大学邵占鹏副教授、中共浙江省党校高孟然讲师、北京师范大学蒋安丽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颜燕华助理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冯耀云讲师、中南民族大学徐霞讲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李港依次进行汇报。北京师范大学蒋安丽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颜燕华助理研究员、河海大学邵占鹏副教授和《贵州社会科学》期刊编辑部编辑王付老师作相关评议。

付伟、滕飞基于案例研究发现，传统产业的灵活性与数字时代的产业要求形成冲突，需要与新技术、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相互调适。这个调适过程是指数字经济所催生的新产业链环节与传统柔性产业链互相磨合并最终耦合为一个数字柔性产业链的过程。传统产业因缺少整合能力而逐渐丧失对流量和生产的控制权，从而产生不确定的经营风险。数字柔性产业链实际上是产业链中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结果。

邵占鹏从“平台”和“平台思维”的内涵与外延切入，重新思考社会治理中的各种数字平台对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指出平台思维的三重维度和对应的分析层次、测量方式、机制过程和目的。“平台思维”在各地的实践中存在各种偏移和误用，导致了平台技术无法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发挥最大价值。

高孟然基于义乌市场的跨国赊账的困惑现象提出研究问题，并从“作为行动的信任”的视角切入，研究发现构建信用的重点在于对不信任的处置。义乌市场倾向于以一种发展的、情境式的观念给予信用。缺乏资本的外商与义乌商人建立一种负有义务的价值联系，并将合作内化为一种回报的责任，实现互助互信的共同成长，并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建立了稳定的贸易伙伴关系。同时，政府和多种社会组织的积极干预控制了赊账贸易的风险。

蒋安丽通过对一个农村工业化的过程研究，发现农村存在令人困惑的“亏本”农业工业化开发工程现象。研究发现，农业发展存在专用性强、项目化、投资高门槛化、依赖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特征。同时，这一农业经营模式也包含了多重目的：满足产业发展和农业产值增长的考核需求、捆绑多元利益主体实现多重社会效益、加强政府对土地使用和农业的监管、以及打造亮点农业项目提升政府形象和政绩。

颜燕华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为个案，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研究的基本议题，呈现了产业社会学研究从乡土出发的研究特点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探索历程。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分别针对三农问题、乡镇企业、资本下乡、产业集群、数字转型等现象展开研究。相关研究在方法上形成了中国产业社会学研究的特色。不同时期的研究从宏观机制、社会主体、社区动力、治理后果、社会基础等层面系统阐述了中国产业现代化从乡村而起、因乡缘而兴的具体机制，在理论上形成了对中国乡村产业现代化进程的独特理解，实质上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学术研究传统。

冯耀云通过对贵州某村的现象级文化现象为例，通过构建政府赋权/控制、企业商业化的双重维度，构建出一个乡村振兴的解释框架。研究表明，较高的政府赋权与企业商业程度较高将有助于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

徐霞通过对浙江某县行政执法过程的案例考察，提出实践路径、实际效果、理论逻辑三个层层递进的问题，并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的分析框架，对案例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行政执法机构通过五个机制实现了数字化技术与行政执法的有机融合，做到及时制止、精准执法、提升基层执法质效、优化营商环境等行政执法过程优化的目标。

李港从县域产业发展中扶持高污染企业与重视生态保护并存的现象悖论引出政商关系的理论问题。研究发现，民营企业通过与地方政府、地方社会进行复杂互动，逐步建构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能动性，获得了与政府平等对话的权利。企业的能动性建构包括整合社会资本、获取行政资本及提升内部管理能力等多个方面。企业能动性的建构不仅体现在其外部互动策略的强化，更在于企业对内部结构的有效管理和社会责任的积极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