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公益模式创新研究

我们承担了上海研究院现代慈善研究中心2018年课题研究。内容是研究数字时代，企业的公益行为该如何创新？本研究以腾讯的“为村”项目、碧桂园的党建扶贫为案例，聚焦于公益模式的创新性研究。重点考察这些案例与传统公益模式、企业社会责任的异同。同时关照项目的微观个体诱因协调、中观的组织管理模式和资源动员方式以及宏观的项目孕育条件。

2000年以来，中国抓住信息化革命的机遇，市场、社会的转型急剧加快。随着我国科技创新的加快推进，新型企业和技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仅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我国企业发起或支持的社会公益项目在过去十几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创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扶贫攻坚号召下，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项目，比如碧桂园的党建扶贫、恒大的产业扶贫、阿里的“淘宝村”、腾讯的“为村”等，其共同点都是充分利用自身的商业优势，发挥企业的社会价值。这种公益模式彻底颠覆了以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主导力量的传统公益模式，将始终在理论和实践上缺位的企业角色找回来，并且置于核心地位，形成了“社会问题的企业方案”，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带动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协同合作。这些创新经验不仅可以使中国有效应对目前的社会问题，在全球领域也是颇有价值的前沿实践。

数字时代是以技术革命为前提，以信息量倍增为特征的社会变革。与人类历史上历次技术革命的影响一样，数字时代以技术革命为导火索，会逐步引发人类生产、生活，乃至社会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但是，数字时代既然以“数字”为名，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信息以数字的方式快速产生和扩散，信息获取的成本降低，速度指数型增快。这意味着，曾经因为信息获取成本过高而依赖小规模甚至封闭式社群互动的社交和组织模式不再适用。得益于信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人类社群互动的频率、规模正成倍扩大。大规模的、临时性的协作关系正在取代正式的组织间的伙伴或竞争关系。正因为如此，回应社会需求的方式和提供的方案也出现了本质的不同。因为，慈善公益正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生，本质上代表了人类对自身问题或困境的识别与回应。这是现代社会公益慈善模式创新的时代背景也是时代要求。

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我国的社会转型和数字时代来临的速度更快，涉及人口更多，规模更大。中国的公益之路在40年间以快进的方式走了西方慈善事业的百年道路。因此，中国公益慈善模式具有鲜明的国家特征和时代印记，这是基于西方经验的慈善公益理论力不能及的。传统的公益慈善理论建立在社会、市场与国家三个领域界分的基础上，再讨论社会与市场或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按照三个领域各司其职的功能主义逻辑，市场的功能在于以企业基金会或家族基金会为主体承担捐赠责任；社会，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功能在于识别社会需求，有效花钱，达成组织使命；国家则承担着引导捐赠和有效支出的规制责任。基于这种理论预设，产生了慈善投资的企业CSR理论和非政府组织理论两大流派，前者站在市场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后者从社会组织的权力、行动与社会效应出发。但是无论是基于哪种理论，都将社会组织视为连接国家与市场，回应社会需求的主要行动者。商业模式与社会模式是始终对立的，企业既缺乏动机也缺乏能力去解决社会问题。“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获取利润”。其他的社会责任只作为志愿性的，而非强制行的。

但是，数字时代的中国公益模式已经展现出这些特征：（1）社会治理机制的改变。互联网、智能化、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克服空间阻隔，知识、技能的分享程度大大增强。首先是社会需求与供给直接对接，没有“中间商”对慈善资本进行管理与再分配，慈善模式得以创新。其次表现为社会问题越来越具有混合型（hybrid），因此依赖不同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治理。（2）创新性的公益组织过程和组织形式产生。市场经济资本化来临，对企业的市场估值方式不再仅以过去的利润赚取能力为主要标准，而更多考虑企业未来的创新和成长能力。这导致成本收益的衡量标准走向多元。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塑造企业影响力的角度考虑企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这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领域的社会创新组织和行为，例如社会责任、社会企业、社会经济与商业伦理。（3）宏观上来看，社会议题的议程设置方式有所改变，伦理本身被重新建构。从定义上来说，社会创新过程，特别是技术引起的社会变革就是微观层面的个体与宏观层面的群体、阶层互动关系的转型，是涵盖了变化与秩序重建的过程，因此，行动者会推动一种更具有包容性、参与性的制度形成过程，也就常常卷入新权力关系对旧权力关系的替代。换句话说，新的社会关系互动模式形成新的权力结构，进而形塑公众对“什么是公益、慈善”等社会伦理的阐释方式。

因此，数字时代的公益模式创新让研究聚焦于技术革命下的社会创新行为，特别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模式变迁。从历史比较的视角来看，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数字时代社会创新的时代特质。从国家比较的视野来看，将企业作为回应社会问题的主要行动者和解决问题中的资源动员者是十分特殊的公益模式。已有的理论基本将公益慈善行为界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预设市场是天然失灵的。我国的公益模式创新找到了一种社会问题的市场化解决方案，无疑对公益慈善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刘学、吕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本文节选自：《数字时代的公益模式创新研究——基于企业扶贫的案例分析》，载郑秉文、施德荣主编，《新中国70年.现代慈善新征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39-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