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与精英社会学研究团队

团队成员：

该团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吕鹏和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范晓光联合主持，同时与来自国内外其他机构的学者开展各种合作研究。团队有三大特点：（1）以数据和议题为纽带，荟聚跨学科的学者合作研究，包括了来自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传播学、计算科学等多学科的学者；（2）倡导归纳和演绎双轮驱动的新研究范式。近年开始尝试引入计算社会科学方法开展研究精英；（3）秉持“社会学干预”的理念，尤为强调学术研究对现实世界的变革。这既包括每年组织学术性的论坛（7届中国政商关系研究工作坊），并且在政府决策、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家族传承等领域都产生了较大的实际影响力。

网站：

团队网站：www.baiji.org.cn

个人网站：吕  鹏 https://peng.baiji.org.cn/

                        范晓光 https://person.zju.edu.cn/steve

团队秘书长：黄送钦 http://sba.ahu.edu.cn/2021/1009/c15896a271013/page.htm

数据来源：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这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针对私营部门的经济精英（私营企业主）的全国调查数据。由来自全国工商联等中国五个权威机构的成员组成，本课题组成员负责这套数据的问卷设计、政策报告的写作、日常管理等工作。该调查从1993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最新一轮调查于2020年12月结束。该数据（1993-2016）已经面向海内外学者开放，可以在网站申请（https://cpes.zkey.cc/index.jsp）。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20年2月10日，已经发表的中文论文191篇，英文有77篇。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可参见(Chen et al.,2019; 陈光金 等,2018; 陈光金、吕鹏,2019)。该数据库的项目助理为刘金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liujinlong@ucass.edu.cn）、李凌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lilinghao@ucass.edu.cn）。

中国富豪数据库（CSRP）：该项目受到Ivan Szelenyi主持的一项关于转型国家精英的跨国比较研究的激励，由吕鹏、范晓光等人主持，通过对胡润百富榜上的人物信息进行基本的重新编码，我们建立了“中国富豪数据库”。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测试富豪榜的可信度；相反，富豪榜只是提供一个索引或“人口名录”，我们再通过其他渠道搜集这些“可见的最富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个人和家庭信息。目前数据更新到2020年，一共有443位富豪。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可参见https://peng.baiji.org.cn/?p=778. 该数据的一个早年版本的发现，可参见(Lu,2017; 吕鹏,2013a)。该数据库的项目助理为傅凡（中国社科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fufan@shu.edu.cn）。

以CPES和CSRP这两套“旗舰数据”为依托，研究团队这些年来产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经济精英研究领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团体之一。

此外，研究团队还借助了其他的数据库来开展研究，比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的大型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库CSS。这些数据库可以帮助团队研究包括精英与非精英的比较(吕鹏、范晓光,2016)、财富不平等(范晓光、吕鹏,2018a)等议题。团队还利用自己的调查平台，开展及时性的调查，比如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当月，就搜集了全国4000位企业家对于疫情的反应(黄送钦 等,2020)和捐赠情况(李凌浩 等,2020)。团队还通过合作、爬取、匹配等方式，掌握了一些大数据(吕鹏 等,2020)。

同时，吕鹏还担任了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最为重要的年轻一代企业家联盟之一（“继创者联盟”）的副主席等公共服务工作，团队在中国开展定性研究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关注企业家的集体行动(Lu,2018; 吕鹏,2018)、文化生产与代际传承(梅笑、吕鹏,2019)、企业基金会、企业社会创新(吕鹏 等,2020)等话题。近年来开始关注掌握大型科技企业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企业家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吕鹏,2021)，这既包括了虚拟世界，也包括了非洲、中东等“一带一路”国家。

主要研究方法和理论：

本研究团队偏好的理论，主要受到几个学派的影响。（1）米尔斯以及米尔斯主义的影响。吕鹏是国内曾对米尔斯的精英理论做出系统阐发的学者之一(吕鹏,2006)。他还与闻翔翻译了Domhoff的《谁统治美国》，并对各种精英研究的理论传统做过系统性地梳理(吕鹏、傅凡,2020)。（2）布迪厄主义。虽然在一些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研究中，团队仍然采用了Goldthorpe的阶级范式，但布迪厄主义的“关系型”思维仍然贯穿了许多研究之中，尤其是在质性研究中(吕鹏,2003，2015)。（3）受到孙立平“市场转型实践过程”和Ivan Szelenyi“新古典社会学”的深厚影响(Lu,2012; 吕鹏,2012a，2012b)，团队对包括俄罗斯、中东欧国家的精英研究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在许多研究中贯穿了“诸种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的思维(吕鹏,2009)。

研究重点：

团队持续关注中国精英群体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私营部门的经济精英（私营企业主）的情况。但关注精英的目的，不仅限于理解精英，因为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的型构（formation）的判断，直接关系到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性质的判断，以及对中国未来去向的社会基础的判断。学术界之前对这些问题形成过一些主导性的理论模式，但随着新生代的崛起，这些理论也许需要再次审视。我们指出了不同出生队列、家庭背景、创业类型的企业主在经济实力和政治资源方面的差异，同时也分析了他们在主观地位认同、社会和政治态度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在集体行动上的后果。除了开始开发一些前述的新议题之外，本团队常规性地重点关注中国精英群体的如下三个方面：社会构成上的新变化、社会态度上的新趋向、集体行动上的新样态。

（一）社会构成上的新变化

我们发现，经过40多年的市场转型，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总体构成已发生重大变化，市场背景、受过高等教育、非政治党派的构成在上升。我们指出大、中、小三种类型的企业主在创业前的职业流动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大企业主更有可能来自体制内下海或改制，而中小企业主以体制外成长为主(Fan & Lu,2019; 范晓光、吕鹏,2017)。另一项关于“创业”一代的新生代企业主的研究也发现，宏观体制环境的优化导致创业门槛下降，创业者的社会来源趋于多元化；但是企业数量的增加又导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无论是掌握更多体制关系网的“内源型”创业者，还是掌握更多市场关系网的“市场型”创业者都具有更大优势，而且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不断扩大(朱斌、吕鹏,2020)。

最为富有的私营企业主的构成也并不像“政治资本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以前官员为主，大多数从“体制内”下海的，都是中低级官员或者专业技术人员。“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得到了部分地支持，1949年之前的商人家庭背景或者海外纽带在一些富豪那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超过一半的富豪还是出身在城乡中等和低层家庭。此外，大学教育尽管在理工类的创业部门中作用显著，但大学文凭还扮演着进入公立部门入场券的角色。(Lu,2017; 吕鹏,2013a)。我们最新的一篇论文则利用MCA的方法，进一步可视化了中国超级富豪的内部差异与聚类，强调了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在区分该精英群体的重要性(Lu et al.,2021)。

我们还非常关注精英的社会流动。我们提出了一个“精英再生产的双轨路径”的概念，用来概括中国国家精英与市场精英相互分割的流动轨迹。这个表述有两层含义：一是精英地位的再生产。不管是体制精英还是市场精英，都更有可能将他们的优势地位传递给子代。二是子代对父代优势地位的继承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跨界效应”，国家精英和市场精英的代际流动仍然遵循着两条相互隔离的轨迹(吕鹏、范晓光,2016)。

这种“分割”在多代流动中同样存在。我们检验了私营企业主三代职业地位的多代流动效应。当第一代的职业地位有所不同时，第一代-第三代地位传递可能呈现不同样态——我们将这种依据第一代职业地位的不同而效应不同的多代流动模式（grandparent-position-specific mobility），称为一种分源模式（A divergence model）。我们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确实部分地存在第一代对第三代的直接效应，尤其第一代为体制外精英的家庭在职业代际传递上的优势更加明显(吕鹏、范晓光,2020)。

（二）社会态度上的新趋向

我们探讨了新生代私营企业主的阶层地位认同。我们发现，中国私营企业在营业收入持续上行的同时，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水平却未能一直保持上升，在2002年开始下降且不断加速，到了2012年后开始抬升。我们将企业主的这种客观地位与主观地位认同错位变化现象称为“盖茨比悖论”。分析表明，政治纽带和维系性政企成本是影响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形成的关键因素(范晓光、吕鹏,2018b)。

我们一直在追踪中国私营企业主的信心。虽然，政治吸纳起到了强化政治认同、增强改革信心的效果(孙明、吕鹏,2019)，但中国私营企业主在诸项市场指标方面存在较强的危机意识。通过分析政治获得感和市场获得感的调节效应，发现营商环境改善和获取信息时的“政府媒介偏好”对提高企业家的市场信心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吕鹏、刘学,2020)。研究团队目前正在针对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态度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

（三）集体行动上的新样态

让私营企业主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职务，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纽带建设机制之一。我们发现，不管是在哪个层级的人大和政协中，经济财富只是门槛，党员身份也不是当选的保证；而像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士绅”那样去行事，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因此提出了“财绅政治”（wealthy-gentry politics）这个概念(Lu,2014; 吕鹏,2013b)。我们还发现，除了加入人大和政协，雇佣前政府官员也是私营企业主建立政治纽带的重要方式(吕鹏,2008)。但即便雇佣前政府官员，也并不完全是一种政治优势叠加的线性行为(吕鹏、张华,2019)。

我们还关注了新生代企业家的互联网行为。我们的研究发现，针对新兴“互联网+”战略，年轻一代企业家使用强度要高于年长一代，对于成熟“互联网+”战略，不同世代的企业家没有差异(刘学 等,2019)。此外，对于企业主的纠纷解决(Ji & Fan,2019; 纪莺莺、范晓光,2017; 吕鹏,2019)、加入行业协会(张华、吕鹏,2019)等行为，我们也开展了相应的研究，并将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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