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强民企的捐赠画像：力度与偏好

面对新冠病毒疫情，中国的民营企业不仅慷慨解囊、踊跃捐赠，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了了解民营企业在本次新冠疫情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技术应用的经济与社会影响”课题组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资料搜集与分析。限于经费和时间，研究对象目前仅限于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民营企业500强”2019榜单上的前150强，同时增加了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虽不在该榜单上但营收早已过门槛的头部互联网企业。

本次采集数据的来源为：百度搜索、微信搜索、必应搜索，采集数据周期截止到2020年3月1日。以下所有分析与结论均基于本次采集的数据。

我们发现，152家中国最顶级的民营企业里，近九成踊跃捐赠。一些头部企业一马当先，大多数企业则量力而行，形成了一定的“锚定效应”。企业是否捐赠、捐多捐少、是否追捐，既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企业责任感的体现。但我们提醒公众，不要一味关心金额大小，捐赠的结构和质量同样甚至更加重要。遗憾的是，捐献给医院和民间机构的比例还较少，企业基金会的力量也还有待成长，而捐赠的透明和落实，更是需要企业及时地披露和来自公众的监督。最后，比捐赠更重要的，是专业、创新、协调和赋能。一些企业只是停留在简单捐赠的水平上，企业社会责任更多的变成了一种公关；而另一些企业则在很多场景上做出了创新性的贡献，解决了社会问题。后一种才是政策需要大力倡导和加持的。

有多少企业捐赠了？

152强企业里，有超过八成的企业被搜索到发布过捐赠信息。从总量来看，共有132家企业（86.8%）捐赠过实物或现金，20家企业没有参与捐赠。没有捐赠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它们中超过七成的企业在2019年的营业收入在一千亿元以内。

我们将企业单次捐赠类别划分为现金捐赠、实物捐赠和实物+现金三种类别，现金捐赠次数70次（37.6%），实物捐赠次数为60次（32.2%），实物+现金的捐赠次数为56次（30.1%）。现金（不包含实物捐赠折算）捐赠总计达58.9亿元人民币，中位数是1000万元，最高现金捐赠额是15亿，最低的100万。

选择现金捐赠还是实物捐赠与企业主营业务存在关联。在现金捐赠分布图中，捐赠额超过2.5亿元的均为互联网企业，捐赠额在1亿-2亿之间主要是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超过九成的现金捐赠在1亿以下。在捐赠类别分布图中，制造业在各项捐赠上较为均衡，而批发零售业主要以捐赠实物为主，房地产、金融业主要以捐赠现金为主，部分企业的捐赠偏好与企业所属行业存在一定的联系，批发零售业可以为本次抗击疫情提供必需的物资，因此以实物捐赠为主，而金融业、房地产业由于业务限制，只能为本次抗击疫情提供资金支持。

在各种形式的现金（如专项基金）捐赠额上，互联网行业一骑绝尘，其中腾讯捐赠15亿、阿里捐赠10亿、百度捐赠3亿、美团捐赠2亿、网易捐赠1亿。除此之外，房地产、制造业也是本次疫情捐赠的主力军，如碧桂园、万科、恒大，吉利、美的、伊利、江西方大、深圳海王，捐赠额度集中在8000万-2亿之间。互联网、房地产和制造业这三个行业中现金捐赠超过1000万的企业捐赠总额达49.5亿，占到了总捐赠额的84%。

捐赠额度既是企业实力的体现，也需要考虑同行的表现，避免自己因为“落后”成为公众批判的对象。本次捐赠在额度上出现了一定的“锚定效应”，对于行业内的头部企业来说，对标效应愈加明显。从不同行业现金捐赠分布来看，除了互联网行业（信息服务业）现金捐赠分布较为分散之外，其它行业的捐赠额分布都较为聚拢，同时行业中的头部企业决定了捐赠上限。具体来说，房地产行业捐赠额主要分布在200-5000万之间，仅有3家头部房地产企业（恒大、万科、碧桂园）捐赠额超过了5000万。互联网行业中，由于有阿里、腾讯这样头部企业的示范效应，为其他互联网公司设立了一个“标杆”/（锚），其它互联网公司纷纷“不甘示弱”，所以互联网企业的捐赠额中位数达到了3亿。

152强企业2018年全年营收在382.8091-7212.02亿元之间。我们根据2018年全年营业收入划分出了三个区间：第一区间（4000亿以上）、第二区间（2000亿-4000亿）、第三区间（2000亿以下）。但营收与捐赠并不是线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并不是营收越高的企业，捐赠额越大。相反，年营收位于第二区间（2000亿-4000亿）的企业是本次捐赠的主体，有16家企业，现金捐赠总计32.85亿元，占总捐赠额的55.7%，其中有腾讯、阿里、吉利、万科、碧桂园、美的。在年营收小于2000亿的企业（第三区间），共有130家企业，总捐赠额为22亿元，占总捐赠额的38.6%，其中百度、美团、江西方大钢铁是其中捐赠较多的，分别捐赠3亿元、2亿元、2亿元；伊利，网易捐赠1亿元；考虑到这一区间的其他企业的捐赠额均值为1680万元，可以说这几家是远远高于同一营收水平企业。

除了现金捐赠之外，民营企业也积极捐赠抗击疫情中所需要的物资。实物（含实物+现金）捐赠总次数达到116次，覆盖了26企业、8个行业，其中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以及租赁行业为主要实物捐赠行业。实物捐赠主要以医疗用品为主，超过75%，其中不仅包括了医疗急需的口罩、防护服、药品、消毒用品等常规医疗用品，还包括了一些大型的医疗设备，如呼吸机、CT设备等。总体而言，在当时医疗物资紧缺的状态下，不少民营企业通过其全球的供应链或采购体系，在全球采购急需的医疗物品，这对于缓解早期物资不足有非常大的作用。

捐赠物资根据抗疫需要及时跟进调整。捐赠物资主要以抗疫急需的医疗物资为主，同时在后期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期间，不少制造业企业提供建设急需的工程设备、电气、通讯设备、办公设备等基础性设备。例如，苏宁控股向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捐赠医院建设所需要的电脑、电视、空调等设备。除了捐赠物资设备以外，农林牧副渔行业捐赠生活需要物资，满足一线抗疫工作人员的生活需求。

哪些企业追加了捐赠？

80.3%（106家）企业的捐赠是一次性的，仅有19.7%（26家）的企业进行了多次捐赠，带有“追加”的性质。由于追加捐赠的存在，152家企业一共总计捐赠次数达186次（包含实物与现金捐赠）。

追加捐赠的企业以制造业为主，追加捐赠种类主要以实物捐赠为主。其中三一集团、雅戈尔、泰康保险在本次疫情中分别捐赠了5次。三一集团5次均为实物捐赠，前两次（日期：2020/2/4、2020/2/5）捐赠给红十字会、后三次捐赠（日期：2020/2/10、2020/2/12、2020/2/17）给政府；雅戈尔第一次（2020/1/27）捐给现金1000万（医院），2020/2/3日捐赠实物给政府，两次（2020/2/12、2020/2/17）捐赠实物给医院，随后又捐赠实物（2020/2/18）（对象不明）；泰康保险进行了四次现金捐赠，一次实物捐赠，给慈善总会捐赠现金1000万（2020/1/27），随后（2020/1/30）捐赠200万现金，第三次为非营利公益社会团体（2020/2/3）捐赠500万现金，第四次（2020/2/4）为医院捐赠物资，第五次（2020/2/11）捐赠1000万现金，对象非政府、非官方组织。

哪些企业率先捐赠？

从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宣布每日公布疫情相关信息开始，企业就开始积极动员捐赠，本次采集的数据中，最早宣布进行捐赠的是国美控股集团，1月21日，国美筹措了6000个口罩，免费在武汉向社会发放，同时1月22日国美宣布国美自营健康类商品、国美商户健康类商品不涨价。

在这152家企业里，各个行业率先捐赠的企业几乎都在一月，观察下表发现，率先捐赠的前五个行业批发零售、制造业、房地产业、互联网行业以及租赁商业中，除了互联网行业，剩下四个行业对比其他行业是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某种角度可以认为这五个行业与疫情之间的敏感度均高。不同的是，疫情对批发零售、制造业、房地产业以及租赁商业是负敏感，而对互联网行业是正敏感。因此在第一时间，这五个行业表现出了值得肯定的反应。

*本表仅限于152强企业内部的比较，并不排斥行业内其他企业更先捐赠的可能。

然而在疫情中后期，发生捐赠行为企业的行业分布有着部分调整，分别是房地产业、制造业、农林牧渔、建筑业以及金融，而房地产行业和制造业一直出现在捐赠榜单上。为什么房地产行业和制造业从最先开始参与捐赠到疫情爆发的中后期一直参与，分析可能是以下两点因素，一是深受疫情影响而迫切希望疫情能在最短时间内结束，二是整体财力上更为雄厚。

很有意思的是信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开始得较早，但结束得也较早。我们认为这不难解释，这里的信息服务业主要是to C的互联网企业，与广大隔离在家的消费者最接近；疫情隔离期间，互联网行业的一些产品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普及率和使用率都高，如果此时没有率先做好表率，易引起负面舆论而错过一波红利、甚至引发生存危机。在捐赠表率之后，很多互联网企业将主要的精力放到了场景更为丰富的应用上，这些应用一方面有助于抗击疫情、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互联网企业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

头部企业的捐赠起到了一个标杆效应，其他企业的“跟进”则出现了扩散效应。在26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官方捐赠渠道的公告之后，企业捐赠次数达到高峰，当天有14家企业表示了捐赠意向，占到了所有捐赠企业的10%，捐赠金额达到了8.4亿元，占到了总金额的14.3%。此后宣布捐赠的企业数量逐渐平缓；至2月18日雅戈尔、双胞胎、山东海科化工三家企业进行捐赠或追加捐赠后，头部企业的捐赠进入尾声。

这表明，捐赠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手段，主要应用在疫情爆发之初。此后有的企业没有更多的信息披露，捐赠可能有“回报社会”这样的淳朴理念，但更像是一种公关行为，目的是获取声誉和形象上的回报甚至风控，企业也并不在意捐赠的效果。有的企业则开始转向其他的社会责任行为，有的则开始认真研究、披露捐款的方向和用途。

企业的捐赠都给了谁？

企业主要以公司名义进行捐赠。在本次疫情捐赠中，超过八成（81.2%）的捐赠以企业名义进行捐赠，有32次（17.7%）捐赠通过企业下设基金会进行捐献，仅有7次捐赠是通过企业主个人名义进行捐赠，且这些个人名义的捐赠均是与企业或企业基金会同时的。

从捐赠对象来看，“官方”性质的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是受捐的主要对象。37%的捐赠给了全国各地红十字会系统、慈善总会，10%的捐赠给了各地政府，8%的捐赠给了抗疫部门（各地抗疫指挥部或疾控中心），仅有15%的捐赠直接给了医院，5%的捐赠给了非营利性公益社会团体。考虑到本次疫情当中慈善总会等官方机构受到的争议，头部民营企业的捐赠却依然以官方渠道为主，原因比较复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明确表示捐赠给非营利组织的企业有3家制造业（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和亨通集团有限公司）、2家房地产（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家农林牧副渔业企业（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和一家其他行业（蓝润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捐赠行为多数在1月29日之后发生。捐赠给官方和民间渠道并不矛盾，可以同步进行。一些企业的专项基金里可能也包括了对非官方机构的捐助，这还有待更多的信息披露。

企业捐赠给本地还是外地？

捐赠覆盖范围主要以企业所在地的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医院等机构为主，捐赠覆盖范围存在明显的时期性差异。

从总量来看，企业捐赠的覆盖范围主要以湖北省和企业所在地为主。其中有61次捐赠给了企业所在地（包括企业分公司、子公司所在地），41次捐给了全国多个城市（城市分布跨省），68次捐赠主要给了湖北省，6次捐赠给了湖北省外城市（不含企业所在地），12次捐赠覆盖范围不明。

捐赠方向存在明显的时期变动。在1月29日之前，企业的捐赠覆盖范围主要是武汉及其他湖北城市，在此之后，企业捐赠的覆盖范围主要以企业所在地、跨区域性的为主。武汉作为本次疫情爆发的城市，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支援与捐赠，疫情全国性扩散之后，其它地方的应急物资也亟需社会援助，因此不少企业也根据实际情况积极调整捐赠方向。

除了捐钱捐物之外，企业还做了什么？

虽然我们大幅分析了企业的捐赠行为，但我们并不认为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唯一方式，甚至不一定得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形式。没有价值取向、没有透明监督、没有清晰权责的捐赠，其实也不能真正解决企业号称关心的社会问题，或者解决的方式也是非常低效的。在过去，一些企业只关注“捐”这个行为，而捐款方向往往与企业自身的优势领域相距甚远，对捐出去之后的效果并不在意；很多企业的捐赠并不透明，甚至出现不少诈捐的丑闻。因此，除了现金与实物捐赠之外，我们还关心的问题是，在本次抗击疫情的行动之中，哪些企业基于技术或其所在业务领域的优势，推出了其他的应用场景，从而与企业的核心业务部门形成整合。

我们将搜集到的企业行为分为了以下场景：提供物流交通、员工关爱、金融支持、消费者权益保护、优惠服务、科研支持、报告发布、社会动员、环境手段、物资生产、其它来支持抗疫工作的措施。

互联网企业、制造业提供的措施更加多元全面。在提供物流交通、员工关爱、社会动员、物资生产上，制造业与互联网行业表现较为突出，同时互联网行业还充分发挥了平台优势，在信息支持、报告发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上提供了相应服务。

阿里巴巴提供服务的场景类型最广，达到8项，涵盖了提供物流交通支持、提供疫情相关内容与知识、提供员工关爱措施、提供金融措施、提供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提供科研支持、发布研究报告等各项措施，京东提供了涵盖交通物流、信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7项措施，苏宁、美团、百度、腾讯、复星国际、万向地产在社会责任场景的丰富程度方面均位于前列。

同时，本次疫情中，不少企业利用自己的技术或业务基础，支持抗疫药物的研发和提供医疗物资的生产。例如阿里、京东、苏宁、腾讯、华为、百度、泰康等15家企业宣布开放算力或其它技术支持，协助抗疫药物的研发。除此之外，比亚迪、新疆广汇实业、信发集团、山东魏桥4家企业，积极开展抗疫急需物资的生产。房地产业则在优惠服务上表现突出，疫情爆发以来，多家房地产企业发布了减免租金的政策。

执笔：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金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李凤，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

资料搜集与数据处理：

李凌浩、肖云峰、方琦、高文英、梅建昊、徐圆、钟瑞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