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当前的政商关系，已经成为我们如何理解当前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乃至如何预测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切入点。可理解复杂的政商关系，就连王健林那样老练的“首富”，也曾感慨过要比做哈佛博士后还要困难。其中最难的地方，在我们看来，并不是政商关系的理论有多高深，而是如何在实践中拿捏好“分寸”、掌握好边界。那么，观察政商关系走向的最好方法，可能也还是着眼于现实中的那些大事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吕鹏、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范晓光梳理出2015年政商关系的十件大事，分别是：
- 反腐败保持高压态势，企业家反思旧式政商关系。
- 股灾戏剧性揭开证券业反腐大幕，金融成为政商博弈前线。
- “一家两制”危害深远，官员配偶子女涉商迎来更严规定。
- 企业兼职清理继续发力，升官发财不可兼得。
- 官员“下海”数量增加，“不作为、乱作为”多管齐治。
- 大企业兼并改写市场格局，政治与经济考量各有侧重。
- 简政放权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创业创新推动政商共赢。
- 行业协会去行政化，商会、慈善与智库组织顶层设计明朗。
- 供给侧改革力减企业成本，劳资和谐任重道远。
- 房地产去库存化、淘汰过剩产能考验地方增长联盟。
上述十件大事为政商关系勾勒出一副有紧有松的图景：加紧的是党纪国法，松手的是释放市场活力。
总体来说，以官员庇护为纽带的旧政商关系正在转型，但“市场+法治双轴驱动”的新政商关系尚未最终形成；一切的关键，最终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的制度化建设迈出多大步伐，二是“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能否脱胎换骨，在稳增长、调结构的同时，“倒逼”出新的经济与社会力量。
吕鹏和范晓光在梳理2015年十大政商关系事件的同时，也预测了2016年政商关系发展中值得观察的十大看点：
- 新老落马“老虎”的“商人朋友圈”会增加哪些新面孔，政商格局会受到何种冲击。
- 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后是否会出现行贿者重罚大案，法治建设迈出多大步伐。
- 金融领域反腐持续深入，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利益格局。
- 商界和政界竞争优秀人才，优势谁涨谁消。
-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迈出实质步伐，国资、民资兼并潮如何改变关键行业政商利益分配。
- 以PPP为代表的融资行为和地方政府债务会否引发公共和群体事件。
- 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处理好国内国外双重政商关系。
- 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如何应对企业倒闭与员工分流可能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 简政放权如何进一步打破部门利益，供给侧改革多大程度减少企业负担。
- 房地产去库存化进展如何，政府如何调控地产市场。
1.反腐败保持高压态势，企业家反思旧式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的第一紧，就是反腐败。除了郭伯雄这样的大“老虎”，据媒体报道，从2015年中央纪委网站对外发布的纪律审查信息看，每个月都有中管干部接受组织调查。全年接受组织调查的中管干部共计37人。正担任正职“一把手”的至少有13名，超过落马总数的1/3；不仅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到年底均有了省部级领导干部落马，而且首次出现省委书记（周本顺）、省长（苏树林）。
这37名中管干部中，有7名是央企领导（徐建一、廖永远、王天普、邓崎琳、朱福寿、司献民、常小兵）。但实际上落马的央企高管数目远高于此。最高检今年公布的职务犯罪案件信息中，涉及央企高管腐败的有近80条信息。虽然央企高管的落马在媒体上常会引起关于国企经理人是否可以被视为职业经理人以及该如何激励的讨论，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们辩护的理由。
同时值得提醒的是，除了备受关注的省部级干部这样的“老虎”之外，各地还有大量的“苍蝇”落马。虽然尚没有统计数据说明2015年一共查处了多少官员（新华社12月4日的一篇报道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三年多来，全国已查收十万多起违规问题），但中央“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坚定立场和“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已经扭转了政治生态，而政治生态的改变给政商关系带来了直接影响。过去依靠一些官员“庇护”就能获利的“商业模式”不那么灵了，“官员与企业家勾肩搭背”带来的不再是收益，而是会被党纪国法查处的风险。
2015年不光是抓了“新老虎”，一些前几年违纪官员的命运也最终落幕。最引人瞩目的当然是周永康被宣判以及徐才厚病亡。被宣判的官员还包括了蒋洁敏、李春城、郭永祥、王永春、王素毅、刘铁男、倪发科、姚木根……《法制日报》记者梳理发现，2015年落马的一批省部级“大老虎”中，已有24人过堂，19人获刑；他们中间没有出现死刑，平均刑期近15年。谭栖伟、冀文林、李东生、杨刚、万庆良5人所涉案件已经开过庭，但案件尚未宣判，他们的命运将成为2016年的一大看点。
同时被宣判的还有这些官员背后的企业家们。一个官员的落马背后往往都会牵涉到一批企业家（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但也有外资企业高管），他们之间一般都形成了一种庇护关系。对于政商关系的观察者来说，梳理他们的命运差异可能更能看到权力与资本的微妙关系。在“明星企业家”里，去年最让人唏嘘的是万达集团徐明的突然逝世，最峰回路转的可能是郭文贵与北大方正的恩怨以及和一众高官从结盟到反目的故事。此外，命运不定的昔日《富豪榜》上的常客还有郭广昌、祝义才、楼忠福、朱兴良等人。其中楼忠福虽然是2014年12月底被有关部门带走，但关于他的新闻报道在2015年一度占据了不少版面。郭广昌则上演了一部“归来”的逆转剧，虽然市场对他的未来命运依然充满好奇。真正有“喜”的是黄光裕，获得减刑1年。
落马官员背后的企业家并不都是上榜富豪，或者更准确地说，绝大多数都未曾进入全国舞台的地方商业精英。《2015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样体）研究报告》宣称今年的案例数量首次突破600例，而去年这一数字是426例。虽然这些案例并不都是与官员有关，但依靠官员庇护建立起来的灰色政商纽带，风险越来越大；加之2015年8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单位行贿、单位犯罪中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处罚的新规定，今后对行贿行为的处罚将更加严厉，而扭转所谓“重受贿轻行贿局面”恐也将成为未来司法的方向。
当然，政商关系从来不仅是“官员庇护企业主”这一个向度。企业也可以反过来挑战官员。1月份阿里与工商总局网监司就正品率发生争执，演变成公共事件，但很快就公关平息；8月份“举报”浙江省高院院长的宋城集团，在12月30日也戏剧性地传来登门道歉的消息。虽然吴晓波在年初曾预言“新一轮的政商博弈周期似乎又到来了”，但2015年最终没有发生民企与官员“撕破脸”的全国性轰动事件。
如何建构健康的新型政商关系，企业家有怨言、有迷茫，但也有人在反思。多年一直感慨“民营企业夜壶论”的冯仑在今年的演说中直指企业死亡率第一的问题就是政商关系，再次发出了只“精神恋爱”的号召；马云发出了“浙商永远不参与任何行贿”的感慨，而中纪委机关报随后就以《永不行贿的马云们好日子还在后头》为题进行了赞扬。这些反思，延续了2013年底那场“在商言商”大讨论的本义。如何避免让“永不行贿”成为一句受到大众赞赏却很少有人相信的“孤独的口号”，依然在于如何在权力与资本、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之间建立起平等共处的治理结构。
2.股灾戏剧性揭开证券业反腐大幕，金融成为政商博弈前线。
过去的2015年对于广大股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年，而几乎所有的年度“十大事件评选”都无法回避“股灾”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对于政商关系来说，股灾中暴露的比“无间道”还精彩的官商勾结带来了一个戏剧性的后果：一些证券业的“大腕”在救市不力甚至中饱私囊之后纷纷落马，从而揭开了金融反腐的新高潮。这里面是长长的一串名单：证监会副主席姚刚、主席助理张育军、嘉实基金欧宝林案、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案、私募大佬徐翔案等等。这里面既有掌握大权的官员，也有翻云覆雨的掮客和商人。
可以预计的是，这个名单在2016年还会增加。更重要的是，金融反腐不仅仅是在证券业，而是剑指整个资本市场。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对集资诈骗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打击，就是一个佐证。而有媒体则报道说，已有大量的中国金融人（包括一些私募基金经理）在加速办理移民，他们急欲撇开历史。
段子手们也许津津乐道的还是徐翔的“白大褂”，但挑动政商关系的观察者们神经的，是金融领域里向来忌讳颇深的政商纽带议题。
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里的主要增长机器，房地产是一个，另一个就是金融。房地产作为“官商勾结”的高发行业，近些年来被媒体披露、被法院判定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相对来说，金融行业的“水”则似乎更深一些。与金融市场有关的犯罪成为2015年企业家犯罪的重要现象，让我们得以揭开许多之前并不知晓的黑幕。此外，2015年，中央巡视组巡视了43家央企和21家金融单位。截至发稿时，对一些企业单位的反馈情况尚未通报。这里面是否还会有大老虎，在2016年值得观察。
除了反腐，2015年也是民营银行“元年”。截至当年5月，第一批试点的五家民营银行全部获准开业。民营银行“开闸”，为更多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提供了常态化的制度保障，也让国有、民营、权贵资本之间的博弈更加激烈。吴晓波在2015年年初曾将金融和互联网领域比喻成权贵资本可以雁过拔毛的“渡口经济”，并认为金融与互联网势将成为新一轮政商博弈的主战场。过去的一年里相对于银行业的众多重磅事件，民营金融除了民生银行、安邦保险短暂成为媒体焦点外，大体上“波澜不惊”，某种程度上也许是被高压的反腐“冲击”了格局。但2016年水下的大鱼是否会搅动江湖，值得关注。
3.“一家两制”危害深远，官员配偶子女涉商迎来更严规定。
“反腐败”之下管得更紧的不仅是领导干部本人，还有他们的亲属。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这条消息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一个地方层面的规定拿到了中央层面来审议，无疑具有了全国性的意义。事实上，深改组的会议也强调，要对上海进行这项工作的试点，中央有关部门要给予支持，在试点基础上扩大试点、逐步全面推开。彼时，上海“首虎”艾宝俊尚未落马，如今，这项更加严厉的规定已经发布实施，上海滩的反腐工作也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配偶子女经商不仅是上海的现象。2015年落马的官员大多数都没有把好亲属关，一些恶劣影响甚至还得跨年。比如，赵少麟的公子赵晋在天津的违规大楼如何处置，恐怕还将成为2016年的新闻话题。不过，领导干部亲属经商问题不是什么新现象，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规定也非常之多。据《财经》的一份报道，中央纪委监察部廉政理论研究中心的一份名为《关于防止利益冲突工作的调研》报告称，仅从1979年至2011年，就有58次中央纪委全会、11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防止干部亲属官商利益关联内容。但历年来在行业、地域等等要素上的限制似乎形同虚设，官员亲属经商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党的十八大之后，一些新规定陆续出台，上海的“试点”能否突破循环？1985年时曾一刀切的“领导干部子女一律不得经商”被历史证明无法实施，事实上也过于严苛（甚至还有党媒专门撰文辩驳了禁止官员子女经商是“逆向歧视”的说法）。但“一家两制”、“黄金搭档”的大量出现如何破解？这恐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的议题，而是牵涉到如何设计社会流动管道的社会学命题。
迎来更严规定的不仅仅是官员的配偶子女，还有身边的秘书。“违纪选用秘书”一词首次进入中纪委通报。可以想见，领导干部用来进行权钱交易的各种“白手套”都会受到越来越严厉的规治。
4.企业兼职清理继续发力，升官发财不可兼得。
清理领导干部的企业兼职事实上是2013年以来的延续动作。2013年中组部下发被称为“18号文”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任职做了新的要求，明确禁止现任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同时，对退休后的领导干部在企业任职的行为，也做了更严格的规定。此后，上市公司官员独董“离职潮”出现。
由官员或前官员辞职而空缺的独立董事职位，2014年曾部分被高校教师填补。然而，独董辞职潮在2015年延续到高校学者身上。由于中国高校依然没有“去行政化”，高校教师实际分为拥有行政职务的领导干部和非领导干部两类。对于前者，中纪委、教育部、监察部早在2008年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其中规定学校党政领导班子，除因工作需要、经批准在学校设立的高校资产管理公司兼职外，一律不得在校内外其他经济实体中兼职，且兼职不得领取报酬。这一规定曾在2010年和2011年间掀起了一股高校领导的独董辞职潮，但之后效果并不明显，一些高校领导又开始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而不同于高校的党政领导干部，这些非高校领导的教师在企业任职，曾经没有严格的规定。
这一局面现在看来正在被打破。按照中央纪委法规室最新的解答，“党员领导干部”包括了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和其他六级以上管理岗位的中共党员。根据教育部11月下达的清查文件精神，高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董。为了赶在清查期限之前，高校独董辞职潮出现。根据同花顺数据整理，11月27日至12月底，共计将有274位独立董事离职。
可以预见，未来既想在高校“做官”，又想在企业“赚钱”的“好事”不会再有。即便高校“去行政化”得以推进，这一局面也不会改变——从目前的态势看，“学而优则仕”恐会更加常态：今年的高校校长变动中，北大、清华、人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5所大学的前任校长目前都已履新国务院组成部门或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领导职务。“独董”是小事，但“学商”这个大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如何激励学术界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本家”的贡献，同时又避免学术和教育界成为政商之间的掮客，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
5.官员“下海”数量增加，“不作为、乱作为”多管齐治。
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官员“下海潮”过去了十几年之后，过去一年里媒体上关于公务员辞职的报道越来越多。虽然没有出现“明星效应”的事件（唯一的“例外”可能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跳槽”，但进入学术机构工作与下海经商毕竟不同），但一些中央机关和地方官员纷纷进入企业工作，仍然在他们的“朋友圈”里引发震动。有舆论分析认为中国已出现新的官员“下海潮”。目前尚未有任何权威机构公布全国性的统计数字，到底过去一年或三年里有多少官员辞职下海。但媒体的报道以及部分地区的统计确实证实了官员辞职进企业的数量在增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报告中指出2015年春节后一个月的传统求职季里，有超过1万名公务员通过这家网站向潜在雇主提交简历，这一数字较2014年同期增加逾30%。
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这些陆续辞职或者下海的官员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是反腐导致公务员的职业吸引力有所下降，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可以肯定的是，与上个世纪的“下海潮”一样，官员们辞职，既有时代背景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既有利益驱动的因素，也有理想驱动的情怀。可以预测的是，在养老金并轨落实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官员辞职、创业。未来的趋势将是对官员辞职后的去向做出更多的规制，防止权钱交易的发生。
但这一波官员辞职与上世纪“下海潮”有两个很大的不同。一是并没有一个相伴随的、几乎同步的“企业精英从政”的浪潮，这与上世纪许多市场和技术精英进入经济部门从政不同，而中国的“旋转门”机制其实也一直没有真正建立。因此，这次的人才流动是单向的。二是近一年的官员辞职增多并没有成为国家机器宣传和鼓励的事情，甚至有时候还生怕带有“负面色彩”。其中的心理，恐怕就是觉得官员辞职，是因为政府机关的激励机制没做好，可又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因而觉得不宜宣传。在当前公务员工作负担重却有效激励不足的环境下，宣传官员下海，恐怕确实也不是政府愿意看到的：“能人”都走了，剩下的工作谁来干？商界和政界竞争优秀人才，谁更有优势，是2016年值得关注的地方。
另一个饱受诟病的现象，是“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这三个词虽然常常放在一起，但其实因为“乱作为”有党纪国法监督，现在触碰底线红线的现象得到有力整顿，人们（尤其是企业家）抱怨的，其实主要还是“不作为、慢作为”。一些官员在处理与企业家的关系时也变得更加谨慎。中央通过“三严三实”等活动以及问责追究的方式，力图治理“懒政怠政”，但全面解决这一问题还需多管齐下。
6.大企业兼并改写市场格局，政治与经济考量各有侧重。
2015年是名副其实的并购年。据媒体报道，今年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并购事件共计793宗，交易总价值达到4852亿元。一桩桩并购背后，既是行业发展到一定临界点的需求，也是背后资本市场和投资人的一场场博弈。这些并购基本可以分成两类：国有企业之间的合并、民营企业之间的合并。同样是兼并，民营企业的逻辑与国企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
国有企业的合并造就或将造就几个新巨头：南车-北车合并落地，中远与中海集团合并开始具体落实，而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的合并，甚至三大航空公司的合并更是一传再传。国企巨头的合并背后，既有产业政策的因素，也有国际竞争的因素，但都无法回避背后的高层领导的政治意愿。合并后的央企的主要政治问题之一，因而也就是如何解决国企经理人的有效激励。如果能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准官员”激励的新路，其贡献甚至不亚于企业合并的经济效益。
2015年的民企兼并同样是重量级的：滴滴与快的、58同城与赶集网、大众点评与美团、携程与艺龙……这些都改变了市场的格局，同时也改变了背后政治资源的分配，尤其是互联网企业的战略联盟更是引人注目。在资本市场，王石和宝能系的“万宝之争”无疑是今年最吸引眼球的事件。这场大戏尚未落幕，但从政商关系的角度来说，有两点值得特别点出。一是关于“赵家人”的“阴谋论”赢得了许多人的认可，似乎如果不从隐秘人的权力之手和政商纽带出发，就无从理解这场兼并背后“真正的故事”，但这些隐秘之处往往很难证实，即便偶有“报道”也不了了之或登报致歉（联想到的一个事件是2015年初关于安邦保险实际控制人之谜及其对民生银行强势入主的一系列报导）。二是虽然“赵家人”的故事尘嚣甚上，但无论是王石一派，还是“宝能系”，在公开场合宣扬的都是相信和依靠市场的力量。这两相对比，正如《经济观察报》的一篇评论敏锐指出的那样，背后反映的是对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争夺正在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常态——除了隐隐若现的“政治的逻辑”，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背后的“市场逻辑”，从而将讨论引导到对公司治理的理性讨论上。可喜的是，政商界许多人的评论也是这么做的。毕竟，时代不同了。
这些重大兼并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虽然“宝万之争”这样的案例牵涉进了华润等国企，但大体上来说，2015年的并购还是国企兼并国企，民企兼并民企为主。尤其是在互联网并购领域，“国家的手”没有如一些观察家所预期的那样改造市场格局。这背后反映的大问题是：国企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节奏放缓。国务院在2015年9月提出了分类推进混改的意见，但这份“姗姗来迟”的国企改革方案（有媒体称之为为“史上最简单粗暴的国企改革方案”）在2016年的命运如何，恐怕还得取决于各部委的决策博弈、民营资本的安全感以及顶层的政治决心。倒是PPP在过去的一年里风云突起，成为地方政府“新宠”，个中的公-私关系错综复杂，恐在2016年引发公共事件。
7.简政放权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创业创新推动政商共赢。
政商关系最终体现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果说在“政”这一端政治纪律愈发收紧的话，在“商”这一端，如何释放市场的活力，则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到2020年能否实现两个“翻一番”的关键。高层多次表示，改革的要害，就是通过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把政府和市场关系真正理顺，并多次强调政府削权是一场自我革命，也是打掉寻租空间。
简政放权成为当前政府着力最多的改革事项之一。其中商事制度改革在2015年交出了不俗的成绩单。改革的成果包括注册资本由实缴改为认缴、全面放宽市场准入之后新增企业“井喷式增长”、“三证合一”已经于10月1日起在全国开始实施，等等。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说“反腐败”中落马的“老虎”更多地是与大企业有关的话，那么，简政放权则让大量的小微企业尝到了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当然，如果说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是改革的“重头戏”，那么商事制度改革只是简政放权的“先手棋”。在过去的一年里，政府在简政放权方面做出了切切实实的努力，取消和下放了众多行政审批项目，取消了非行政许可审批、重拳治理“奇葩证明”等等。
高层多次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让一些担心政治生态收紧的人得以看到政府放权让利的决心。这种信号在其他场合也可以观察到。比如，有媒体统计，总理经济座谈会邀请的“座上宾”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市场化趋势，不仅多了许多市场专家的面孔，民营企业家占比更是超过国企，并特别在意吸收有代表性的基层观点。一个例子是，企业家吴海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出一封公开信，以其亲身经历披露了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利用政策漏洞对酒店企业的各种潜规则，他在5月份“意外”作为企业代表参加了总理的座谈会，并被安排坐在最中间主持人旁边的位置。
除了简政放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亦是年度热词。尽管舆论对创业创新“一哄而上”进行了反思批判，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市场氛围在朝着有利于真正的创业创新者的方向转变。从政商关系的角度来解读“双创”，除了减少审批这个应有之意之外，政府如何从环境、资金、政策上去支持企业，同时又管住权力之手，为创业创新建立阳光、坦诚的政商关系形式，才是努力的方向。
8.行业协会去行政化，商会、慈善与智库组织顶层设计明朗。
饱受诟病的官办行业协会在2015年迎来改革大年。政策的基本思路是“收紧”。例如，民政部发布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指出，这些机构的负责人不设行政级别，不得由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离退休手续的公务员兼任。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试点工作也在2015年11月展开。而3月份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则不仅仅牵涉到中国足协的改革，足球背后的政商关联往何处走，想来也会好戏不断。这些“断奶的孩子”如何生存发展，是否能够成功转型成为政商之间的纽带而不是“换汤不换药”，恐怕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来观察。
此外，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带”，整治“红顶中介”提上日程。随着各级政府部门加速简政放权，一大批审批事项被取消或下放。然而，“红顶中介”却并未消失，尤其是一些拥有特殊利益关系的“红顶中介”机构悄然换“马甲”，从政府手中接过认证、审查、评估、收费等审批权限，蚕食简政放权改革红利。去年一年里披露的环保部环评机构“潜规则”，只是众多红顶中介黑幕的冰山一角。
官办行业协会的“收紧”的另一面，是民间行业协会和商会的“放松”。现在几乎每个行业都有一个甚至多个商会（协会）。风头最劲的是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10月24日浙商总会成立，马云当选为会长。2016年民间商会必然会继续大发展。这种大型的民间商会相继应运而生，背后依然少不了政府的倡导，但更多依靠企业家来集体管理自己的事情，反映了社会治理思路的转变。
马云的风云之举不限于浙商总会。2015年1月，马云和他的大佬伙伴们共同创建了湖畔大学并担任首批校董；3月，湖畔大学的第一届36位“学员”成为媒体新宠。湖畔大学是否真的能够超越过去的商学院模式，尚需时间的检验；但从公开的教学模式等材料来看，湖畔大学与近些年兴起的众多“私董会”一起，代表了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的逐渐成熟，未来在政策游说和政治议程上的影响会逐渐显现。
2015年也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关键一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写入了中央文件，首批26家“国家智库”也得以确定。对于政商关系来说，智库的“大跃进”（以及各种“第三方机构”的兴起）不仅意味着未来政策制机制的变化，而且给企业参与政策游说提供了新渠道，而以阿里研究院、腾讯研究院为代表的“互联网智库”的崛起预示着智库建设的“互联网+”因素还会加强。此外，《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和《慈善法》两部新法，也会给社会企业和慈善事业带来深远的影响。（本文写作时，《慈善法》尚未颁布。2016年3月，该法在争议声中在全国人大上通过。）
9.供给侧改革力减企业成本，劳资和谐任重道远。
就在许多人忙着“双11”购物节的时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这五个字占据了2015年接下来两个月经济报道和分析的大幅版面，被认为是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出现了重要调整。
对政商关系来说，供给侧改革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看来，供给侧改革意味着政府减少对市场的索取，通过做减法来做加法。首要的就是降税减费。就西方的历史来说，税收政策在政商关系中的极端重要性已经在过去几百年的多次“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了印证。有媒体尖锐地指出，在制造业大规模死亡的今天，税收却能实现跨越式增长，简直不可思议。然而，在当前收支矛盾压力下，普惠的整体性减税看来并不会列入政府的议程，“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增税”的思路意味着政府在决定谁可以“被减（加）税”的问题上依然掌握着任意裁量权。过去的2015年，国家大力推出了多种税收优惠，但效果与幅度则见仁见智。有专家敏锐地注意到刚刚过去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未提“结构性减税”，且提出了“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对冲手段，于是判断减税幅度会加大。但在我们看来，如果2016年减税力度加大，即便提高财政赤字率，为了保持收入稳定，增税的范围并不一定就肯定会减少。谁减税谁增税，再一次考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取向和各利益攸关方博弈能力。
供给侧改革还包括了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在去年多家媒体关于沿海地区制造业企业大量倒闭、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的调查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重灾区。这里面的原因自然非常复杂，但融资困难以及包括人工成本在内的生产成本的提高成为多家媒体报道的焦点。其中，美国波士顿集团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报告甚至宣称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已与美国相差无几，更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2015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减税降费得到空前强调，其中明确指出，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困难重重的背景下，如何通过这一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成为2016年的一大政策看点。
另一方面，劳工界则有人担心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会以削减员工福利和权利为代价。对劳工维权人士来说，过去的一年并不轻松。如何既善待资本，同时又尊重劳工？过去的政商格局常常因为政府偏袒资本的利益而饱受诟病，这一局面是否可以有更好的替代？劳资之间的冲突如何化解，在未来将继续考验政府与企业的智慧和良心。
10.房地产去库存化、淘汰过剩产能考验地方增长联盟。
地产行业一直是观察中国政商生态的最佳窗口，这一状况依然没有改变。过去多年来的政商“蜜月”，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建立在土地、房地产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术语，称之为“地方增长联盟”——即地方政府与企业为了经济增长（GDP与财政）建立起来的联盟。
这一联盟在2015年看上去曾一度开始出现间隙。最有代表性的是当年9月新华社旗下智库机构“瞭望智库”发布的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批评长和系撤走中国资产，是“失守道义”的行为。这篇文章连同之前和之后网络上出现的一系列文章，对李嘉诚撤资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虽然市场上出现各种“上层风向”的解读，但这些文章是否透露了“高层深意”人们无从知晓。只是令人感慨的是，昔日的座上客，如今“千夫所指”，似乎透露出这个建立在经济利益上的增长联盟也许并不那么稳固。
到了年底，形势突然似乎“反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明确提出了要打一场房地产去库存化的战役，新型城镇化也在随后的城市工作会议上重回最高层议题。市场普遍预期房地产在时隔三年后再次以较大篇幅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出现，意味着对房地产的“调整”转为宽松。但地方增长联盟是否能够“恩爱如初”，值得观察。一个基本事实是，房地产市场的整体供需格局已经改变。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与其说是继续指望“李嘉诚们”的投资（或主动降价），倒不如说，为资本、劳动、技术向农村和小城镇市场的流动，拆除更多障碍、创造更多便利，而不是局限于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和进城置业。
与房地产类似的，还有如何淘汰那些产能过剩的“落后企业”与“僵尸企业”。表面上看，过剩产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的春风，转移到境外。但“腾笼换鸟”也好，“走出去”也罢，均非一日之功（更不要说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如何处理国内国外两个政商关系，基本上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地方政府在债务问题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又要稳就业。僵尸落后企业如何取舍，颇有两难困境之意——而一直困扰人们的雾霾（以及其他污染）之所以无法根治，也可以从这里找到病根。倒闭潮如何应对、政商之间的合作如何进行、官员激励如何设计、市民化进程如何稳就业促发展，破解这些难题，除了顶层设计，地方政府能否有足够的自由空间进行治理创新，亦是关键。
总之，政商关系，实际上就是政府与市场、权力与资本、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政商之间不能搞对抗，也不能无所为。政商合作依然有着广阔的空间和前景。这种空间和前景，某种意义上是“倒逼”出来的：在过去的一年里，反腐败继续保持高压态势，旧式的庇护主义的政商关系不得不开始转型；市场的力量有所增长，但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让许多企业界不得不背水一战。从这个意思上来说，安全感是2016年最重要的政商关系建设。王健林曾把自己的政商边界划在“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上，但在2015年5月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不得不承认这八个字可能更多是一种对仗，在中国说远离政府“很假”。道理很清晰：只有在边界清晰、规则透明和良性互动的政商关系中，企业家才会真正拥有自己的舞台，企业家精神才有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土壤。要做到这一点，市场需自强，但更关键的，可能还是要推进法治。球，摆在政府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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